文学期刊问题，是一个被谈了十余年的“老”话题，所不同的是，在第二届“西湖·中国新锐文学论坛”上，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被放置在一起成为论坛主题。“很多人都发出声音，文学期刊已不重要，可以退出历史舞台。我想在《西湖》杂志五十周年庆的时候，把文学期刊与文学未来放在一起讨论，看看它们之间是不是还有关系？”论题的提出者、《西湖》杂志副主编吴玄这样表述主题的来由。 

    “没开会前我就想又要谈文学期刊了，大家回忆一下诉诉苦，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的辉煌，讲讲上世纪90年代经历的风雨，最后面对新的时代表一下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作为主持人，《人民文学》主编、评论家李敬泽直言，“与其谈文学期刊各种各样的困境，倒不如说我们确实有一个面向未来的问题，有一个在新的文学生态下如何生存、如何发展的问题。”南帆、阎晶明、李师东、王干、张陵、程永新、郑晓林、孟繁华、贺绍俊、车槿山、盛子潮、谢鲁渤、洪治纲、北北、程绍武、邵燕君、艾伟、东君、海飞等评论家、作家参加会议。 

    1 时代大潮中，就该惊慌失措？ 

    一提起文学期刊，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目前普遍存在的“80后”办杂志现象，“为什么我们的刊物处境艰难，而他们办刊物完全面对市场却挺身而出？”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在发言中表明态度，“我对我们的文学期刊和我们的文学秩序，持悲观主义态度，而且是相当悲观的态度。” 

    他说，信息时代，媒介控制人类的生存方式，在重塑理性、形而上的知识精英意识培养等方面，与印刷媒介时代完全相反，很深地影响了一代人，他们对精英文化、理性文化，以及形而上崇拜持否定态度。比如“80后”这一代，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纯文学、文学刊物的概念，到了在电子媒介文化影响下成长起来的“90后”一代，对印刷文化更是有着天然的抗拒。在这种情况下，两三百年来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文学价值体系和理论体系，都面临非常大的冲击。新媒介对文化的影响是致命的，造成了印刷媒体和信息媒体之间的断裂，这种转变背后呈现出多少更为复杂的东西？我们还说不清楚，但近十年来，影响非常大。 

    论坛上，洪治纲的“悲观”态度遭到不少与会者的否定。有评论家表示，不少“80后”目前办的杂志只是阶段性写作，赢得的也是阶段性市场，现在的市场确实被切割得很细，也变得各有特色，但真正好的文学，是能给人们的心灵产生慰藉的，不会因为期刊、市场的变化而改变。 

    “某种程度上，中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始终对变化着的事物过于崇拜，仓促顺应，不管这个变化给我们带来什么。”李敬泽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我们是否该思考:第一，当我们在面对“新人类”的时候，是不是该急于指认？第二，如果他们和我们过去的一切都不存在联系，都没有根基，首先我们自己也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作为他们的兄长、老师，都没有勇气坚持说我们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那么在未来的文化空间中，我们的确没有生存下去的必要和权力。” 

    “我们现在思考问题时，很多时候思考路径出了问题，比如我们会讲网络很厉害，在网络上也不用编辑，不用三审，大家很自由地发表文章。因此，我们就很焦虑，本能地不加思考地将此当作劣势。”李敬泽说，就个人而言，假如我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反而希望有经过精心编辑和甄选的东西，就是说，即使这个世界都能拿着麦克风唱卡拉OK的时候，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不喜欢真正的男高音、真正的艺术家。也许在这个时代，这才会真正成为我们珍惜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的不该是时代大潮来了，惊慌失措，对自己的一切都倍感怀疑，反而应该是在深入地、清醒地认识时代变化的时候，从中看到机会和力量。” 

    2 保留文学精神和品质的重要平台 

    尽管时代变迁给文学期刊带来相当严峻的生存处境，但不可否认，在当代文学发展中，文学期刊是显示中国文学创造力的重要平台。文学期刊的问题也不能孤立而谈，它处在文学的整体发展中，处在文学与时代、与读者的密切联系里。 

    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教授贺绍俊看来，文学期刊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本质特征，是当代文学存在的方式和生命形态。他认为，文学期刊反映了当代文学的重要特点:组织性和目的性，而这又与文学的自由性和个人性相冲突，冲突之间形成的张力构成了当代文学的特殊性。而文学期刊是这种张力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或者说，文学期刊是这两种力量相抗衡的平台。“单纯谈文学期刊，还不见得能触及其本质问题。”文学期刊在不同时代的特点决定了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的经历就像一个大熔炉，把文学期刊炼成独立的生命体，而这个独立体在每个阶段表现不一样。”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大潮中，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基本上是由文学期刊保留和继承的。“新世纪正在酝酿着另外一场变革，一直在谈着事业单位改制，这也涉及到文学期刊的出路和变化方向。作为传承文学精神和文学品质的文学生命体，文学期刊在这种境遇中若能化茧为蝶，文学的未来可能也会更美好。” 

    北京大学教授车槿山则谈到了文学杂志在新文化发生时起到的关键作用。他说，新文化的发生，与一大批文学期刊有很大关系，《莽原》《新潮》《语丝》等，数量惊人。没有它们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有影响的杂志都是文学杂志，而非其它学科杂志。“目前经济话语霸权，往日文学期刊盛行的情况在今天已经不可能。但文学是特别重要的，应该有它的归途。” 

    与会者大多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部分文学杂志尽管市场收益甚微，但被打造成城市文化的“名片”——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文学期刊在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吴玄认为，现在的文学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有市场的由市场来承担。市场推出来的文学作品，可能有很大的发行量，但是经常是非常“可疑”的。我们这个市场还没有发展成熟，文学仅靠市场和读者的选择，极有可能会把优秀的文学淘汰掉，即使像美国这样市场发展已颇为成熟的国家，单靠市场和读者进行选择的也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品，多是那种非常大众的、即时消费的文化产品。“文学期刊该做的就应该是把真正优秀的作家作品推出来，确立他们的文学地位。” 

    与此同时，吴玄认为，有些人批评个别文学期刊因为体制保护而产生“垃圾”，但并非表明这种体制很糟糕，“如果是一群有追求的人在把握这种文学刊物，恰恰可以在体制内做一些事情，比如承担某种文学责任。体制内的刊物未必就一定会产生大量‘垃圾’，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 

    3 期刊如何应对新的发展态势？ 

    “最近我一直在想，我们的文学趣味越来越窄，纯文学作家的知识性体系也很匮乏。在题材的把握上，也还有很多领域没有介入。传统文学还有很多东西没有展开，它的生长还没有完成。可在很多时候我们讨论的却是文学衰落了，被打断了。这说明我们的内心力量还远远不够。如果我们内心足够有力量，我认为，第一我们会说我们的文学空间没有开发完，第二其它领域有很多东西值得学习。”青年评论家夏烈将文学期刊置于文学发展现状中作如此表述。 

    “80后”作家文珍则认为，时代的确在变迁，网络文学的确泛滥，但这个时候文学期刊不该没落，反而应该坚持精英立场，至少告诉大众，好的文学作品是什么。期刊从业者应该有参与意识，参与时代发展，参与人们的生活。 

    李敬泽也认为，文学期刊的发展归根结底基于它在文学和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的基础性的作用，因此，文学期刊目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和当务之急，其实是如何对文学新的发展态势作出敏锐、同时又是深思熟虑的反应。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期刊曾经历过繁荣，不仅仅是由于当时的媒体环境，也是因为文学期刊在当时确实是以敏锐的触觉、强烈的文化责任感站在时代前沿的。现在我们实际上更尖锐地面临这个问题，无论是文学期刊还是当代文学，与其天天焦虑，一会儿为市场焦虑、一会儿为网络文学焦虑，不如先为自己焦虑，怎么尽自己的本分，在这个时代真正成为有力的参与者，参与时代的文化发展，参与时代人们的精神生活和公共生活，成为其中一种活跃的主动的有创造性的文化力量，这一点尤其应该思考和努力。以“80后”创办的杂志《最小说》《鲤》为例，他看到，实际上这些杂志跟它们的读者构成了一个小的共同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哪个文学期刊做到了这一点？或者我们的文学在整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我觉得没有。” 

    车槿山谈到自己阅读文学期刊的感受:很多时候，拿起两本文学期刊，无法从内容和风格上有所区分，这说明绝大多数刊物没有准确的定位。纸质杂志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精英标准，这不仅是作品质量标准，而且也是文学趣味标准。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目前有不少以地域定位的文学杂志，在全球化态势下，还有多少特殊性？“文学期刊回到文学本身之后，需要一个够稳定的核心读者群，而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是否有效地建立起这样的读者群？”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注意到这样的问题，她说，这个读者群应该是能够互动的、年轻的，新陈代谢机制健全的，可以在纯文学领域上生长的核心读者群。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在文学场中更多的是国家意识形态与纯文学的较量，今天需要较量的最大对象是资本。资本在网络文学的模式化、类型化中成为一个新的巨大的力量，能够与资本对抗的是谁？反而不一定是文学而是政策。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期刊要与资本对抗，要获得新的文化定位，必须依靠国家新的意识形态建构和文化政策。如果讲未来的话，也就是文学期刊如何在这种变换格局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建立自己的核心读者群，实现自己的文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