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华：为中国当代文学辩护

　　2009年岁末，关于中国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又一次通过大众媒体成为争夺眼球的焦点“事件”。

　　事实上，对当下文学的评价问题，早已展开。只不过任何学术讨论都不可能像媒体那样“事件化”，它的影响也只能限于批评界。因此我不得不旧事重提。2004年，《小说选刊》第一期上曾刊载了作家韩少功的一篇千字文，他在文章中说：

　　小说出现了两个较为普遍的现象。第一，没有信息，或者说信息重复。吃喝拉撒，衣食住行，鸡零狗碎，家长里短，再加点男盗女娼，一百零一个贪官还是贪官，一百零一次调情还是调情，无非就是这些玩意儿。人们通过日常闲谈和新闻小报，对这一碗碗剩饭早已吃腻，小说挤眉弄眼绘声绘色再来炒一遍，就不能让我知道点别的什么？这就是“叙事的空转”。第二，信息低劣，信息毒化，可以说是“叙事的失禁”。很多小说成了精神上的随地大小便，成了恶俗思想和情绪的垃圾场，甚至成了一种谁肚子里坏水多的晋级比赛。自恋、冷漠、偏执、贪婪、淫邪……越来越多地排泄在纸面上。某些号称改革主流题材的作品，有时也没干净多少，改革家们在豪华宾馆发布格言，与各色美女关系暧昧然后走进暴风雨沉思祖国的明天，其实是一种对腐败既愤怒又渴望的心态，形成了乐此不疲的文字窥视。
 

　　韩少功虽然也批评当下文学，但还有具体分析。然而，2006年，一股强大的否定潮流使当下文学遭遇了灭顶之灾，这个领域已然一片废墟。除了人所共知的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垃圾”说之外，还有《思想界炮轰文学界：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的综合报道。从2004年到2009年将近六年的时间，对当下文学否定的声音一直没有中止并愈演愈烈。那么当下文学究竟发生了什么使这些人如此不快并从南到北形成了一个“憎恨学派”？当下文学真的是万恶之源十恶不赦罄竹难书吗？

　　当今文学的全部丰富性和复杂性，用任何一种人云亦云的印象式概括都会以牺牲丰富性作为代价。文学研究在批评末流的同时，更应该着眼于它的高端成就。对这个时代高端文学成就的批评，才是对一个批评家眼光和胆识构成的真正挑战。这就像现代文学领域一样，批评“礼拜六”或“鸳鸯蝴蝶派”是容易的，但批评鲁迅大概要困难得多。如果着眼于红尘滚滚的上海滩，现代文学也可以叙述出另外一种文学史，但现代文学的高端成就在“鲁郭茅巴老曹”，而不是它的末流；同样的道理，当今文学不只是“快餐文学”“兑水文学”，甚至“垃圾文学”，它的高端成就并不为众多批评者所真正了解。

　　事实上，无论对于创作还是批评而言，真实的情况远没有当代文学的批评者们想象的那样糟糕。传媒的发达和文化产业的出现，必然要出现大量一次性消费的“亚文学”。社会整体的审美趣味或阅读兴趣就处在这样的层面上。过去我们想象的被赋予了崇高意义的“人民”“大众”等群体概念在今天的文化市场上已经不存在，每个人都是个体的消费者，消费者有自己选择文化消费的自由。官场小说、言情小说、“小资”趣味、白领生活、玄幻小说甚至“吸血鬼”形象的风靡或长盛不衰，正是满足这种需要的市场行为。但是，我们过去所说的“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就其艺术水准而言，已经超过了过去是没有问题的。不仅在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作家在艺术上更加成熟，而且超越了80年代因策略性考虑对文学极端化和“革命化”的理解。比如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比如对语言、形式的片面强调，比如对先锋、实验的极端化热衷等。而9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的起点普遍要高得多。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间爆得大名。这种情况在今天已经没有可能。他们之所以对当下的创作深怀不满，一方面是只看到了市场行为的文学，一方面是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只看到市场化文学，是由于对“严肃写作”或“经典化”写作缺乏了解甚至了解的愿望，特别是缺乏对具体作品阅读的耐心；以理想化的方式要求文学创作，就永远不会有满意的文学存在。真正有效的批评不是抽象的、没有对象的，它应该是具体的，建立在对大量文学现象、特别是具体的作家作品了解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