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 中国如何应对？

　　近30年来，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第一大事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经济秩序和运行方式。中国崛起对世界与中国意味着什么？显然，这需要一个整体性的观察框架来回答。

　　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产生自工业革命之后，它的发展需要熊彼特定义的“创新”来驱动，即新技术会创造新的供需结构，最终扩大市场规模。而每当市场规模的扩张遇到瓶颈时，经济危机就会发生。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最终克服，都是通过新市场的开辟。而新市场的开辟方式大体上可归为三种：（1）通过新技术的爆发式应用创造新市场；（2）在地理上开辟新市场，即通过殖民或军事手段打开新市场；（3）通过金融手段把原先分立的市场连为一体。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发酵的关键在于：过去克服危机所采取的方式如今都难以为继。现今世界缺乏可以“推倒一切领域”的技术突破，军事手段开辟新市场的“边际收益”下降到零甚至为负，金融手段整合分立市场是西方仍在不断使用的方式，但“饮鸩止渴”的一面日益凸显。于是，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面临的是根本性的危机。

　　在这场危机中，中国占全球工业的比重却在加速上升，这与中国良好的“工业生态”有关。毫无疑问，全球经济的重心将向东亚转移，但世界体系将如何演化，尤其取决于新旧力量的合作与博弈。

　　结构调整：21世纪全球经济新趋势

　　自上个世纪末，特别是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据统计，2000-2010期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率超过6%，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甚至超过8%，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2.6%的增长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可以说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于支撑世界经济、防范危机向更大范围蔓延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美国主导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虽说曾经为全球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任何一国货币，包括美元已经不能独自担负起国际支付能力，“特里芬困境”导致美元国际霸权地位出现松动、瓦解。

　　自从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实力极大提升，国际贸易增长迅猛。截止2014年我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和贸易国。同时人民币已经是第二大国际贸易融资货币和第四大国际支付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广泛使用，一方面是对长期以来美元“一统天下”国际货币体系的有益补充，同时也丰富了国际贸易支付手段，进而有利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稳定。

　　在本世纪金融危机来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采取“重消费、轻生产”的发展模式。在这期间，跨国公司充分利用全球资源的比较优势，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最低的人力成本、最优惠的税收政策，进而最大化公司利益。与此同时，本国产业出现严重的“空心化”，其主要表现是第一产业，特别是第二产业（制造业）的萎缩，和第三产业的繁荣。从而造成了全球产业“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事实上，本世纪金融危机爆发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国为首的欧美国家过度依赖服务业，使社会经济的发展缺乏可持续性基础。另外，金融衍生产品的泛滥也导致金融业虚假繁荣。

　　鉴于以上问题，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提出“再工业化”发展战略，希望通过“制造业回归”、“就业回归”等措施重整第二产业并提升本国就业市场。例如，美国政府就积极通过诸多财政税收手段，如法人税制改革来鼓励更多跨国公司由“外包”向“内包”转变。相对于美国，欧洲国家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欧债危机爆发之后更强调社会福利改革，主要通过消减福利支出，提高退休年龄等措施来应对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以上欧美国家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确的，但考虑到各种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再加上固化的政治社会制度，在推行过程中一定会遇到极大阻力。

　　国际货币体系已不能仅由西方支撑

　　美元为世界货币的全球经济大循环形成如下模式：（1）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商品换取美元，并以美元与其他国家交易；（2）美国同时向各国出口商品，以收回过量美元，防止美元超跌而丧失国际货币的信用。

　　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实体经济逐渐衰落，美国寻找到“石油美元”作为美元国际货币的基础，并通过武器等高新技术产品和20世纪90年代的IT产业出口，来回收美元，维持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全球经济循环。但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意味着：美国实际上已经耗尽了那种能够飞速发展以支撑不断膨胀的货币数量的“毁灭性创新”潜力。

　　随后发生的三件大事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这三件大事分别是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和2002年2月28日欧元区诞生。“9?11”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反恐战争，这实际上是通过军事介入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业原材料——石油的贸易路线，强行确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欧元区诞生后，欧元成为一种具有匹敌美元潜力的替代性世界货币，这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胁。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实际上起到了控制欧元区油路的作用，从而为美国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揍贬”欧元的武器。

　　为了给互联网泡沫之后“无处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个支撑，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通过将美联储隔夜银行拆借利率降低到1.0%，压低商业银行融资成本，把资金引向了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也使得中国在工业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时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由于美国能够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国的美元资产实际上几乎别无选择，只能投向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债券。这里的其他美元债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两房”抵押贷款债券。

　　这样，由于资金的流入，美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繁荣。房地产市场繁荣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和泡沫化，在2007年造成了次贷危机的爆发。

　　全球金融危机，是作为世界货币发行国的美国因其产业基础不足以支撑美元作为世界货币所导致的全球体系危机。由于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产业基础实际上已不可能恢复到足以支撑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程度，因此世界体系不可能复原，只能寄希望于重塑。

　　金融危机与“再工业化”之难

　　世界体系危机的形成根源在于：全球资本（金融）运行的中心仍在西方，但工业中心在过去二十多年里逐渐转移到中国。

　　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产业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体系、金融体系缺乏实体产业支持。在缺乏工业支撑的情况下要维持福利体系和高消费，只能依靠大量“印钞”。西方国家的货币发行机制设计中，货币的基础是国债，而国债的基础是税收。产业空心化加上人口老龄化，导致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税基流失，支出增加”问题，只能通过借债来应付。而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经济体系承受能力，金融危机就会到来。